一切，从童话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丹麦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告诉了我们一个个关于纯真、关于善良、关于勇气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后的今天，依然在我们中间流传。

对于所有曾经热爱过童话的人来说，2005年是一个尤其值得纪念的年份。在200年前的4月2日，一个婴儿降生于丹麦中北部的海港城市欧登塞，他的名字叫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似乎天生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在他的生命历程里，他不断地以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给全世界的孩子们讲故事——而所有这些关于纯真、关于善良、关于勇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后的今天，仍在流传。

为了不曾忘却的纪念

或许就连安徒生自己也无法想像：他去世130年之后，他所说的故事，不但没有在历史的长河里被磨蚀褪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光芒……

反观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安徒生童话影响深远：除了曾经为几代中国儿童带来教益和欢乐，更重要的是：他讲故事的方法甚至影响了中国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模式。

其实，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文人就已经开始发现并研究安徒生童话了。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第七期上，刘半农翻译了“滑稽小说”《洋迷小影》(即现在的《皇帝的新装》)。而较刘半农提前半年，被郑振铎称为“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周作人已在1913年12月出版的《若社丛刊》第1期上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文中将《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十四夜”翻译了出来，以特殊的形式介绍了安徒生的作品。至1955年，中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安徒生童话故事集》，其翻译者叶君健，更在1988年被丹麦女王玛珈丽特二世授予丹麦国旗勋章。他也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从“五四”时期起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儿童文学深受安徒生童话的影响。周作人先生对安徒生这种自然而张扬儿童天性的写作手法尤为赞赏，称他是“用诗人的态度观察，用小儿的语言表达”。而当时像这样一批文人对于安徒生童话特殊文体以及描述手法的关注，不仅催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原创儿童文学作家，更为他们打开了眼界，建立了自信。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写童话的叶圣陶就是这时候成长起来的童话作家中尤为突出的一名。

即便是到了今天，作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的杨红樱显然也曾经是安徒生的“受惠者”。杨红缨坦言在她早期近10年的童话创作生涯里，受安徒生童话的影响很深：“安徒生童话是我小的时候读得最多的书，在我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因此不可避免，在我早期创作的童话故事里面，无论是在意境还是描述手法上，模仿的痕迹都很重。我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代的童话作家应该是从叶圣陶开始算起，同时他还是安徒生童话的译者，因此他的童话里也可以捕捉到安徒生童话的影子。”

如果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早期的童话作家还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那么到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文坛涌现了越来越多原创的童话故事。譬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高士其的《时间伯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以及洪讯涛的《神笔马良》等等。这些曾经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以及其中的人物形象不仅为大多数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所熟悉，而像《神笔马良》这样的著名篇目，曾经也像今天的“哈利波特”那样走向了世界。到了1986年前后，中国的少儿出版社从两家发展到30多家，专业创作队伍也从20人发展到约200人。此外，中国作协还成立了儿童文学委员会，正式设立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因此可以说，中国原创童话在此时迎接了它诞生以后的第一个高潮。

什么时代的人，有什么时代的童话

提起安徒生童话，大多数中国读者最先想到的是《丑小鸭》。故事中那个即使处处遭受磨难打击却仍然乐观向上的丑小鸭，正是安徒生本人的写照。
如果说，任何童话故事的创作都离不开作家身处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环境；那么同样的，不同时代的读者在儿时阅读并热爱过的童话跟他们身处的时代也有着莫大的关联。
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来说，在连电视都没有的童年，他们能够获取娱乐的途径有限。于是，他们从自己身边的世界开始寻求乐趣：打弹珠、拍洋画、捉知了、捕蝌蚪……书籍作为获取知识或信息的唯一途径，在那个资源匮乏的时代为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在笔者访问的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中，大部分人对自己儿时曾经拥有过的童话书或是连环画记忆犹新：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孙悟空、拥有一支神笔的马良、上天下海的哪吒……都是他们如数家珍的童话人物。尽管那个年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原创童话作品还没有成熟起来，孩子们能够接触到的童话故事也大多数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神怪故事或民间传说。而安徒生童话，是那个时代出生的大部分人在中学时候才开始接触的。

应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比六七十年代的人拥有了更多也更为广阔的选择权，这点尤其表现在孩子获得娱乐的途径上。他们开始拥有电视、电脑、游戏机，他们接触现实世界的媒介大大增多，多到让他们无暇再像父母辈那样去关注身边的细枝末节。他们自然还是没有离开童话，但是他们选择的标准及偏向已经大为不同。例如在笔者的被访者中，有一位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爸爸曾埋怨说当他为自己的宝贝女儿购买了大量诸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经典儿童文学著作的时候，却不知道他女儿真正钟爱的是《哈利波特》和《名侦探柯南》。

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而言，童话是他们孩提时最早接触的、用以了解现实世界的渠道，而这种直接来源于书本的知识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渠道。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个想象力横飞的故事为他们带来的精神愉悦是何其丰沛。这种愉悦更在某种程度上，在他们的心中建立起关于未来世界的初步结构。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孩子那里，这种文字的力量却从曾经的唯一变成了可选择的“之一”，娱乐方式增多的同时，恰恰削薄了孩子们能够从中获得快乐的程度。可以选择的越多，孩子们却越不容易得到精神的娱乐，也不容易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牢记并珍惜。正如现在，安徒生童话虽然被列为语文课本的课文，普遍阅读率在不断增加，但是孩子们对于它的喜爱却并未随之增加。

童话如何继续生存？

那么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童话的力量是否正开始逐渐消亡？在笔者访问过的各个年龄层的读者中，无论他们现在是否还在继续阅读童话，当被问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童话”这个问题时，90％的人都给予了肯定回答。

但，从童话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尽管仍然存在着需求，面对市场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他们以及他们创作的童话是否仍有生存空间？

在大受欢迎的香港儿童漫画《麦兜故事》以及《麦兜故事：菠萝油王子》上映前夕，笔者曾访问过该片的美术总监麦家碧，并造访过他们位于香港湾仔爱群道的工作室。采访之余，我们参观了公司专门的陈列室：那里除了书籍之外，有各式各样、种类繁多的麦兜系列相关产品，大到比人还高的麦兜公仔，小到印有麦兜公仔标记的文具。而从爱群道出发，步行5－10分钟，你就能到达挂着“春田花花幼稚园”招牌的专门出售麦兜漫画系列产品的专卖店。

麦家碧曾十分坦诚地表示，在香港如此商业化的环境里面，麦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独善其身：“其实商业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我们既然身处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就不大可能完全跳脱出去，然后公允地衡量商业化到底是好是坏。我从来都不认为麦兜应该是一个小众的漫画作品，只有特别可爱的人才能欣赏它的美好。任何人，只要他能从麦兜那里得到一些他想要的愉快美好的东西，就已经很好了。”

在中国内地，2003年5月，10岁的边金阳在9岁时创作的奇幻童话作品《时光魔琴》打着“中国版哈利波特”的名号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完成《时光魔琴》的创作之后，边金阳还接连创作了《秦人部落》以及《头重脚轻》两部魔幻小说。而《时光魔琴》在经北京图书传播研究所作了推广以后，据说还得到美国国际财富联合投资集团的青睐，他们不仅主动联系了作者，还支付了高达1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版权费用。出书以及惊人的“版权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个才刚刚准备上中学的孩子的生活———当别的孩子在快乐地过暑假的时候，小小的边金阳已经开始奔走于各种新闻发布会以及签书会现场。

对于跟边金阳同龄的孩子而言，他的成功故事不失为一种鼓励的声音。相较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生活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里的孩子们无论是在信息的接收速度还是数量上都远要比他们的父辈来得更为迅猛，所能接触的信息面也更为丰富，他们不仅有条件，而且有能力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去选择信息。也就是说，在面对铺天盖地、来自国内外的童话作品时，我们的孩子已经可以用接受的态度进行阅读，甚至可以用主动的态度来进行创作了。而这股力量，也是所有相信童话会继续生存下去的人们的希望。

迢迢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