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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专题：四川汶川大地震
John T. Watson, Michelle Gayer, Maire A. Connolly
世界卫生组织 编写
2007年1月
原文链接：Epidemics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人们常常会误解自然灾害与传染性疾病之间的关系。人们会从尸体联想到传染病，从而担心“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然而，灾后疫情爆发的风险主要是与人口迁移相关的。是否有清洁的水源和卫生设施、人群密度、人群本身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适当的医疗服务等，都会与当地的疫病生态相互作用，并最终影响传播性疾病爆发的风险以及感染人群的死亡率。我们在此概括了灾后引发疫病的风险因素，评估了可能发生的严重疫情，并对灾后防疫工作的轻重缓急进行疏理。
自然灾害是指大气、地质或水文等因素造成的灾变，包括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可能会突然爆发，也可能缓慢发作，并对安全健康、社会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在过去二十年中，自然灾害在全球范围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影响到十多亿人的生活，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1)。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缺少灾前应急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在灾难中往往会受到更大创伤。
与自然灾害相关、尤其是突发灾害引起的死亡，大多来自于砸伤、压伤，或者溺水。与之相比，灾后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并不太常见。
灾难导致的大量死亡往往会加重人们对于疾病暴发的忧虑（2），然而事实上，目前并没有证据说明大量尸体会导致灾后传染病爆发（3）。当死亡由自然灾害本身造成时，对于幸存者，并不存在引起传染病爆发的风险（4）。对于某些需要特别预防的情况，如霍乱（5）或出血热，才会存在尸体引起传染病爆发的风险。
尸体的处理原则请参阅附表一。
不管事实如何，灾后疫情爆发的可能性经常被卫生部门和媒体夸大。尽管科学家试图澄清这些缺乏根据的误区，但‘即将来临的疫情威胁’总是媒体灾区报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灾后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主要与人口迁移的数量和特征有关，具体包括：邻近是否有饮用水及可用的厕所，迁移人群的营养状况，人群接受过如麻疹之类的传染病免疫接种的比例，以及是否有卫生保健服务等等。（8）疫病在遭受自然灾害的人群中爆发的风险要低于遭受战争冲突的人群，后者中2/3的死亡可能是由疫病引起。（9）营养不良会增加因疫病死亡的风险，而这一情形在战争冲突中更为普遍，对于长期战乱导致的人口迁移来说尤为如此。（10）
对水灾后（11）疫病爆发的记载，比地震、火山爆发、海啸（12）后状况的记录更完备。然而总的来说，那些不会导致人口迁移的自然灾害（无论哪种类型）之后，几乎没有疫病爆发。（8）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并不常见，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疫病爆发并不频繁的原因之一（8），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类型灾害后的疫病爆发风险各有差异。
为了有效地援助受灾人群，我们需要准确地评估疫情风险。基于疫情风险评估，我们可以有侧重有先后地分配赈灾款项。
系统全面的评估疫情风险需要确认以下几点：
以下几类传染性疾病皆与自然灾害所致流离失所的受灾人群有关。对进行灾后风险评估时，应慎重对待以下疾病。
安全洁净的水源，可能会因为一场自然灾害而被破坏。饮用水被污染后，腹泻类疾病可能爆发，洪水以及相关的流离失所之后也有此类的疫情报告。在2004年孟加拉国洪水后的一次爆发中，超过17000个病例出现腹泻症状；霍乱弧菌（小川血清型和稻叶血清型）、产毒大肠杆菌都曾被检出（13）
1998年，西孟加拉的一次霍乱大爆发（小川血清型，超过1.6万个病例）也被认为与之前的洪水有关（14）；2000年1月到3月在莫桑比克的洪水也导致了腹泻病例的增多。
在1992-199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研究中，洪水被确定为由甲型副伤寒沙门氏菌导致的腹泻时疫的重要风险因素（16）。 2001-2003年印度尼西亚另一个有关小隐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因素的评估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案例中的病人接触洪水后得病的几率是4倍以上（17）。
自然灾害后腹泻时疫爆发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高（8，11）。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2004年12月的海啸两周后在扎朗镇的一次快速健康评测中发现，幸存者中100%曾从未得到保护的水井中饮水，而此前的两周中85%的居民报告腹泻（18）。（译者：地名译名据新华社资料库，下同）
在巴基斯坦的穆扎法拉巴德，2005年一次地震后，居住在一个事先没有规划、装备很差的营地中的1800人中爆发了严重的水性腹泻。这次爆发共有超过750个病例，其中大部分是成人。而在提供了充足的饮用水和卫生方便设施之后，疫情得到了控制（19）。
在美国，艾里森和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也有腹泻疾病的记录。在卡特里娜飓风中被撤离的人群中，曾检查出诺罗病毒，沙门氏菌，以及会产生毒素的霍乱胡菌等。
A型（甲型）和E型肝炎（戊型肝炎）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也与缺乏安全的水源和卫生设施有关。A型肝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地方病，而大多数孩子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曾患病而具有免疫性。因此，A型肝炎大规模爆发的几率通常就低一些。而在有E型肝炎病例的地区，该疾病通常会随暴雨和洪水的发生而爆发；这种疾病通常比较温和，而且有较强局限性，但是孕妇的死亡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在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后，零星的E型肝炎在那些缺乏安全水源的地区时有发生。在流离失所的难民中，发现了超过1200例急性黄疸，其中很多被确认为E型肝炎。印尼的Aceh在2004年12月海啸之后，也有集中的A型和E型肝炎病例。
细螺旋体病是一种有流行危险、通过动物传染的细菌性疾病，并可通过直接接触受污染的水进行传播。啮齿动物（鼠类）的尿液中含有大量的细螺旋体病菌，传播途径包括皮肤和粘膜与水接触、与潮湿的土壤及蔬果接触（如甘蔗）、或接触被这种尿液污染的泥巴。洪水后啮齿动物的扩散，以及人类与啮齿动物共占高地后带来的近距离接触，加剧了这种病菌的传播。2001 年中国台湾的 Nali 台风（27）、2000 年印度孟买的洪水（28）、1998 年阿根廷的洪水（29）以及 1997 年苏联克拉斯诺达尔（30），灾难过后都伴随着细螺旋体病的爆发。1996 年巴西发生了与洪水关联的细螺旋体病传染，之后的地域分析显示，在里约热内卢遭受洪水的区域，细螺旋体病的发病率增加了两倍之多（31）。
灾后疏散人口时常会出现人群密集，并助长传播性疫病的扩散。灾后是否出现麻疹等疫病、以及疫病传播的风险，取决于受感染人群中防疫接种率的基本状况，尤其是在15岁以下儿童中的接种率。拥挤的生存环境会助长麻疹等疫病的传染，因而需要更高的接种比例才能避免疫病爆发（32）。1991年菲律宾 Pinatubo火山爆发后，疏散的人群中爆发麻疹，18000人感染。Aceh遭受飓风后，在Aceh Utara地区出现35例小规模麻疹群发，尽管后来持续进行了防疫接种的宣传和推动，还是有个别病例或群发病例出现（26）。在巴基斯坦，2005年南亚地震后也出现了零星和群发的麻疹病例（在地震后6个月内病人超过400名）（25）。
原核生物性脑膜炎通过人与人传播，尤其在拥挤的环境中。亚齐省和巴基斯坦流离失所的人口中都有脑膜炎病例和死亡的病例（25，26）。在上述两地发生疫情时，如及时采取抗菌防疫工作应当可以阻止脑膜炎的传播。最近没有在受灾人口中大规模爆发该疫病的报告，但对由于地区冲突而迁移的人群中该疫病的爆发则有明确的记录（34）。
急性呼吸道感染（ARI）是导致灾民生病或死亡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缺乏医疗手段和抗菌药物提高了由于急性呼吸道感染（ARI）造成的死亡率。灾民面临的危险因素包括：人群拥挤、在室内使用明火煮食、和营养不良。在1998年飓风 Mitch 吹袭尼加拉瓜30天后，急性呼吸道感染（ARI）患者增加了4倍（35）；而2004年印尼亚齐省海啸（26）和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25）灾害中，流离失所的灾民中患上急性呼吸道感染（ARI）和由此死亡的病例也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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