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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文学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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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y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图书博览会或者书店里,我常常碰上人们走上前来请我签名的情景。此人会解释说“我是代表妻子、或小女儿或母亲请您签名的。她非常喜欢看书,热爱文学。”我马上问道“你怎么样?你不喜欢读书吗?”答案几乎总是一样的:“我当然喜欢读书,不过我很忙。”这种解释我听过很多遍了,这个男人和千千万万男人一样有太多的事要做,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要完成,因此没有办法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文学上,一连几个小时沉浸在小说、诗歌、或者散文中。在这些人看来,文学是可有可无的活动,无论在陶冶情操,提高修养方面多么有用,多么高雅,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消遣,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享受的高雅活动。就像体育运动、电影、桥牌游戏或象棋一样,一旦碰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任务或义务,就可能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 

       文学似乎越来越成为女性的活动,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在书店、在会议上、在作家的作品朗诵会上、甚至在大学文科院系中,女性人数明显超过男性。人们对于这个现象的传统解释是,中产阶级女性读书多是因为她们工作时间比男人少,所以许多女性觉得她们更有理由把时间花在幻想和想象中。我对这种把男性和女性截然分开,各有独特的美德和缺陷的解释极其反感,但毫无疑问,文学读者越来越少,而在仅存的读者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这几乎是世界各地都存在的现象。比如在西班牙,西班牙作家协会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该国一半人口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该调查还显示,在读书的少数人中,承认读书的女性高于男性6.2个百分点,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我为这些女性感到高兴,也为这些男性感到遗憾。我非常同情那些有读书能力而放弃读书的人。 

       他们赢得我的同情不仅因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的快乐,而且因为在我看来,没有文学的社会或者文学像某种隐蔽的罪恶被排斥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边缘,被视为宗派崇拜之类东西的社会注定成为精神荒芜、自由遭到破坏的社会。在本文中,我要驳斥把文学看作奢侈的消遣的观点。我认为文学是人类思想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活动之一,是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现代民主社会培养公民的不可或缺的活动。 

       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知识被瓜分的碎片化过程,我们生活在知识专业化的时代。这种文化趋势在未来一些年可能进一步强化。当然,专业化带来很多好处。它使得人们能探索得更深入,进行更大的实验。专业化是促使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它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因为它消除了共同的思想和文化特征,这些本来是促使人们共存、相互交流、感受共同体的归属感的东西。知识专业化要求专门化的语言和越来越晦涩难解的密码,因为信息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琐碎。这是特殊主义和传统格言警告过我们的分裂:不要只看见枝杈和树叶,以防你彻底忘记它们是树的一部分,也不要只看见一棵树,而忘了它是树林的一部分。意识到树林的存在能产生普遍性的认识和归属感,这使得社会成员团结起来,防止社会分崩离析,导致人们成为一个个惟我独尊的原子。国家或者个人的唯我论导致偏执狂和神志失常,让人扭曲现实、制造仇恨、引发战争甚至种族屠杀。 

       在当今时代,科技不能发挥融合作用恰恰因为知识的无限丰富性和知识发展的高速度,这已经造成知识的晦涩难解和专业化。但只要文学存在,文学就一直是人类经验的共同特征,人们通过文学能够辨认出自己并进行相互之间的对话,无论其职业、生活计划、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个人境况多么不同。文学能够让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个人超越历史:作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托尔斯泰的读者,我们能够在超越时空的情况下相互理解,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同一物种的成员,因为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了解到共同的人性,看到我们种种差异背后的共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伟大文学作品中明确表现出来的这个真理更好地保护人类摆脱偏见、种族主义、宗教和政治宗派以及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等种种愚蠢思想或行动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从根本上说都是平等的,不公不义才会在人们心里播下歧视、恐惧、压迫、剥削的种子。 

       没有什么比文学更好地教导我们认识到在民族和文化差异之中人类遗产的丰富性,认识到差异是人类多样创造性的表现。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愉快的享受,但它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它帮助认识到我们的身份和经验,我们的美德和缺陷,我们的行为和梦想,我们的幽灵和自我,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的公共形象以及我们最隐蔽的内心世界等等。 

       正如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这种矛盾真理的复杂总结”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现实。在当今世界,人类的这种总体性知识和生活智慧或许只能在文学中找到。甚至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中如哲学、历史、艺术、更不要提社会科学等都已经找不到了。它们已经无法维持这种全局性的视野和普遍性的话语了。人文科学也已经屈服于知识的致命分工和碎片化了,越来越孤立地守侯在相互分割的专业领域,其词汇和思想已经不再能被普通人所理解。有些批评家和理论家甚至想把文学也变成科学。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小说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探索人生经验的单一领域。文学的存在是通过想象力丰富人类生活的完整性,这是无法被分割、被切断或被简化成一系列永远不会消失的范式或者公式的。这就是普鲁斯特的观察的意义所在“真正的生活,文明的、发人深思的、完整实现的生活,这就是文学。”他没有夸张,也不是在表达自己对写作的热爱。他是在提出一个特别的主张,即经受了文学的熏陶,生活会得到更好地理解和实现,更加丰富和充实的人生要求人们与他人一起生活,一同分享。 

       文学有助于人们培养博爱的情感,迫使他们开始对话,教导人们超越一切暂时的障碍认识到共同的根源和目标。文学把我们运送到过去,把我们与从前时代的人物联系起来。通过阅读流传下来的作品,我们分享这些人物的谋略、快乐和梦想。这种超越时空的人类集体经验的归属感是文化的最高成就,没有什么比文学在每一代人身上复兴文化遗产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的了。 

       博尔赫斯在遇到有人问“文学有什么用?”时总是非常恼火。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总是回答说“没有人询问金丝雀的歌声或美丽的落日有什么用。”如果因为这些美丽的东西的存在,多亏了它们人生哪怕暂时变得不那么丑陋和悲哀,我们再穷追不舍它们存在的合理性难道不是太委琐了吗?当然,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小说和诗歌并非像小鸟的歌声或壮观的落日那样是天生的或偶然的现象,它们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提出问题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询问文学是如何来到世界上的,为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等等。 

       文学作为没有形状的幽灵存在于作家的内心意识中,通过作家的无意识、作家对周围世界的敏感性以及作家的感情投入的联合作用而投射到作品上。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诗人和小说家在寻找词汇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形式、躯体、运动、节奏、和谐与生命。当然这是人造的生命是想象出来的生命,是由语言编织出来的生命,但人们竭力寻找这种人造生命。有人常常寻找,有人偶尔寻找,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无法享受他们渴望的那种生活。文学不是通过单个人的作品而开始存在的,它的存在是在被其他人接受从而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后才出现。也就是多亏了人们的阅读,它变成了人们共享的经验。 

       文学的第一个有益的影响发生在语言层面。主要交流工具(词汇)一直受到文学熏陶和美化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书面文学的社会在表达自己时会更准确、更丰富和细腻、也更清晰。一个不读书,缺乏文学熏陶的社会就像是聋子、哑巴和失语症患者组成的社会,这里因为语言粗俗和低级导致交流存在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个人。一个不读书或读书很少或只读垃圾书的人是残疾人:他说话很多,但能表达的东西很少,因为他的词汇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其实,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局限性,也代表了思想和想象力的局限性。语言的贫乏也是思想的贫乏,因为思想观点和我们用来理解生存状况秘密的概念恰恰就存在于词汇里。我们只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学习如何正确地、深刻地、有力地、巧妙地说话。在创造人们用来交流的语言方面,任何其他学科或者艺术形式都无法替代文学。要说话得体,掌握丰富和多样的语言,能够找到合适的用语来表达想交流的思想和感情就是要更好地思考、教导、学习、对话、幻想、梦想和感受。语言以偷偷摸摸的方式在我们的所有行动中甚至在那些似乎和语言没有任何关系的行动中引起反响。多亏了文学,语言才不断进化,达到了精致和美妙的高度,这增加了人们表达快乐的可能性。 

       文学甚至充当了为爱情、欲望和性行为本身赋予艺术创造地位的作用。没有了文学,性爱就无法表现。爱情和快乐将变得更贫乏,将缺乏雅致和精美,无法获得文学幻想提供的那种深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过秘鲁文学家加尔西拉索(Garcilas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彼特拉克(Petrarch)、17世纪西班牙文学家贡戈拉(Gongora)、或法国现代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夫妇将比那些因为看电视肥皂剧而变成呆子一样的文盲更重视快乐也更能享受快乐。在文盲的世界,爱情和欲望将和满足其动物本能的东西没有差别,他们也无法超越最原始本能的粗俗满足。 

       人们现在配备的旨在取代文学的视听媒体同样不能教导人们坚定和熟练地使用语言所包含的超乎寻常的丰富可能性。相反,视听媒体倾向于把文字贬低为形象之下的次等内容,因为形象是媒体的最基本语言,把语言限制在口头表达的最简化的范围内,这和书面语言相差十万八千里。把某个电影或电视称作“文学性的”不过是说它乏味的委婉语。因此,电台或者电视上的文学节目很少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椐我所知,这个规则的唯一例外是法国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的读书节目《猛浪谭》(Apostrophes)。这让我想到文学因为充分的知识和对语言的充分掌握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其命运与书籍的命运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现在许多人已经宣称图书行业已经走到尽头。 

       这让我谈到比尔·盖茨。不久前他来到马德里访问了西班牙皇家科学院,该机构开始和微软公司进行合作项目。其中盖茨向院士们保证,他个人担保字母“-”决不会从电脑软件中消除,这个承诺让五大洲的四亿操西班牙语者松了一口气,因为从电脑空间中消除这个基本字母将造成前所未有的大问题。但在对西班牙语做出温和的让步后,在离开科学院大楼前,盖茨在记者招待会上誓言要在去世前完成他的最高目标。他解释说,他的目标就是先终结纸张然后终结书籍。 

       在盖茨看来,书籍是不合时宜的产物。他认为电脑屏幕能够取代纸张的迄今为止所能想象到的所有功能。他也坚持说除了更轻外,电脑占据空间更少,更容易传输,通过电子媒体传输的新闻和文学比报纸和书籍更具有环保优势,因为它们不用破坏森林,而这是造纸行业的灾难。盖茨向听众保证人们将继续读书,不过是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因此,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盖茨讲话的时候,我并不在现场,我是从报刊上了解这些细节的。如果我在现场,我将向盖茨喝倒彩,因为我要揭露他把我和我的同事们---写书的作家直接纳入失业者行列的意图。我也会有力地驳斥他的分析。屏幕真能在所有方面代替书籍吗?我看未必。我非常清楚像因特网这样的新技术在交流领域和信息共享方面带来的革命,我承认因特网给我的日常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但我对这些不寻常的方便的感激并不意味着我会相信电脑屏幕会取代纸张,或者电脑阅读能够代表文学阅读。这是一个我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不能接受电脑屏幕上的非功能性的或者非实用性的阅读行为,也就是既不寻求信息也不寻求有用的或即刻的交流的阅读行为能够获得像我在读书时得到的那种把梦想和词汇结合起来的快乐、那种亲密感、那种思想集中和精神孤独。 

       或许这是我缺乏实践和长期接触书籍和纸张写成的文学造成的偏见,但即便我很高兴地在网上搜索世界新闻,我决不会在屏幕上阅读贡戈拉的诗歌、乌拉圭小说家奥内蒂(Onetti)的小说或墨西哥作家帕斯(Paz)的散文,因为我肯定阅读的效果不同。虽然我不能证实,但我相信因为书籍的消失,文学将受到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当然,“文学”这个术语不会消失,但它可以被用来指代一种既不是我们当今理解为文学的肥皂剧也不同于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亚悲剧的文本。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使得文学在国民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没有了文学,作为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和自由的最好的保护者的批评性思考将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因为所有优秀的文学都是激进的,都提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挑衅性问题。常常是在作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所有伟大文学作品都表现出煽动性的倾向。 

        文学对那些满足于自己命运的人来说没有表达什么,这些人满足于他们现在的生活。文学是反叛精神的食粮,是非正统思想的传播者,是那些在生活中拥有太多或者太少的人的避难所。人们在文学中寻求庇护,以躲避不快乐或者不完美。并排和骨瘦如柴的战马驽骍难得(Rocinante)和困惑的骑士在拉曼恰镇(La Mancha)田野上一起骑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中的情节---译注),和阿博船长(Ahab)一起在海上追捕鲸鱼(美国着名作家海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中的人物---译注),和包法利夫人一起喝毒药,和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一起变成昆虫(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人物---译注):这些都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使我们自己躲避冤屈和不公平的生活的哄骗的方法。这种生活迫使我们总是在希望成为其他人以便满足我们拥有的众多欲望时成为同样的人。 

       文学只是暂时地让这种激烈的不满趋于平静,但是在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在这暂时的人生悬空中,文学幻觉提升和转移我们到历史之外的地方,我们变成了没有时间的国度的公民,在此意义上我们成了神仙。我们变得比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限制时更紧凑、更丰富、更复杂、更快乐、更健谈。当我们合上书本,放弃文学幻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把它和刚刚离开的美妙世界进行对比,等待我们的是多么令人失望的情景啊。但惊人的发现也在等待着我们,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虚幻生活比我们清醒时过的受到现实条件限制的无聊生活更美好、更漂亮、更多样、更全面、更完美。优秀的文学真正的文学总是颠覆性的、坚强不屈的、敢于反叛的,因为它挑战现有秩序。 

       在阅读了《战争与和平》或者《追忆似水年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年—1922年)的作品---译注)后再返回到我们充满琐碎细节的世界,每个地方都遭遇边界和限制,每走一步都破坏我们的幻觉的世界里,为什么不感到受到欺骗了呢?甚至不仅仅是需要维持文化的持续性和丰富语言,文学对人类进步的最大贡献或许是提醒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世界很糟糕,那些假装与自己本性相反的权势者和幸运者在撒谎。他们宣称世界能够被改善,能够变成我们想象的或者我们的语言能够创造的理想世界。自由民主的社会必须拥有负责的和批评性思考的公民,我们意识到不断考察我们生存的世界的必要性,即使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我们仍然要尽力让世界变得更加接近我们愿意生活的世界。没有比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更好的办法来挑起人们对生存的不满了。没有比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更好的办法来塑造不受当权者的操纵,拥有永久的精神动力和丰富想象力,敢于批评和独立自主的公民了。 

       文学具有煽动性,因为它激发读者认识到世界的不完美。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将导致即刻的社会动荡或促进革命风潮的出现,正如教会和政府在确立审查制度时似乎认为的那样。一首诗歌、一部戏剧或者一篇小说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它们是集体创造的或者是集体经验。它们被个别人创造出来被个别人阅读,但人们从自己的写作和阅读中得出的结论差别很大。因此,确立精确的模式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而且文学作品的社会后果与其美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海瑞特·比彻尔·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平庸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似乎在促成美国对于奴隶制的恐怖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方面似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很难辨认文学的这些影响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根本不存在。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是公民行动带来的影响,公民的个性部分就是书籍形成的。 

       优秀的文学虽然暂时消除人们的不满,但实际上通过塑造针对生活的批评性的和非正统的态度增加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文学造就了更加不快乐的人。不满现状,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就是要寻找或许并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要进行徒劳的斗争,就像《百年孤独》中的奥瑞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Aureliano Buend)上校明明知道他会败地一塌糊涂仍然进行的战斗一样。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如果没有了对生活中的平庸和肮脏的反叛,我们将继续生活在原始状态,历史的脚步将停止不前。独立自主的个人将不再出现,科学技术将不再进步,人权将不再得到承认,自由将永远消失。所有这些都产生于不满现状,产生于挑战不充分或不可容忍的生活的反叛行为。因为这种嘲笑现实生活的精神,文学发挥了伟大的推动力量,正如唐吉诃德疯狂的寻找,而他的疯狂恰恰就是阅读骑士小说而来。 

       让我们尝试虚幻的历史重构。假设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和从来不读诗歌和小说的人类。在这萎缩的文明里,其可怜的词汇---嘟囔和猿猴一样的手势将凌驾于词汇之上,不再有某些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包括:唐吉诃德式的、卡夫卡式的、拉伯雷式的(Rabelaisian)、奥威尔式的、萨德式的(sadistic施虐狂,源自法国作家萨德(de Sade),他以性倒错施虐狂描写著称---译注)、马索克式的(masochistic,受虐狂,源自奥地利小说家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其作品对受虐狂曾作描绘---译注),所有这些术语都有文学的源头。当然,世界上仍然有疯狂之人,偏执狂和虐待狂的受害者,有不寻常爱好和令人厌恶的过分行为者,喜欢制造痛苦和承受痛苦的二足动物。但我们将不会了解到在我们的文化规范所禁止的这些异常极端行为背后的基本人性。我们将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现塞万提斯、卡夫卡、拉伯雷、奥威尔、萨德和马索克的天才向我们揭示的特征。 

       当小说《唐吉诃德》出现时,它的首批读者嘲笑这个超级梦想者以及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今天我们知道“哭丧着脸的骑士”(caballero de la triste figura)坚持认为在风车之处看到了巨人,并用他看似荒谬的方式行动。这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慷慨,是抗议这个世界的苦难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体现在塞万提斯的天才的说服力创造出来的小说主人公的话,我们充满积极的道德含义的理想或者理想主义的想法将不是现在的样子,将不是清晰的和可敬的价值观。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渺小的现实的女唐吉诃德---爱玛·包法利,她竭力要过一种从小说中认识到的充满激情的奢华生活。她就像一只蝴蝶,过于接近火焰,终于在烈火中丧生。 

       所有伟大的文学创造者都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自己未知的方面。他们让我们能探索和充分理解人类共同的深渊。当我们说“博尔赫斯式的”这个词时,马上魔术般地出现我们思想和现实的理性秩序的分离,让我们进入虚幻的世界,一个强有力的优雅的思想体系。那里几乎总是迷宫和神秘莫测,充满了文学典故,提到各种人物,他们的奇特性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性格中隐含的欲望和真理,这些都多亏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文学创作而呈现出来。每当我们作为没有防备的个人遭遇到曾经造成现代世界这么多痛苦和不公的压迫性的权力机器的威胁时,“卡夫卡式的”这个词就像那些带有支架的老式照相机的镜头进入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看到专制政权、一秆子插到底的政党、缺乏宽容的教会、令人窒息的官僚系统。如果没有布拉格这个受到折磨并一直保持警惕的犹太人用德语写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我们将不能理解孤独的个人的无奈感受和被折磨和歧视的少数人的恐怖。在遭遇囊括一切的权力时,他们可能被当权者在无须追随者出面的情况下轻易地消灭。 

       形容词“卡夫卡式的”的亲属“奥威尔式的”表达了20世纪极权主义独裁者造成的可怕的痛苦和极端荒谬的认识。这是历史上最复杂、最残酷、最绝对的独裁,它控制了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屈服于老大哥的冷酷和令人胆寒的阴影下的人性,此人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恐怖和技术的高效结合,消除自由、平等、和创造性,把整个社会变成无灵魂者的蜂窝。在此噩梦般的世界里,服从于权力的语言已经被改造成“新话”,所有创造力和主动性都被清除,变为一连串的陈词滥调,以确保个人臣服于这个制度。当然,《1984》的可怕预言并没有实现,苏联的极权共产主义像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极权法西斯主义一样走上穷途末路,在中国、落伍的古巴和北朝鲜,它也日趋没落。但是极权主义的危险从来没有彻底排除,“奥威尔式的”这个词继续描述这种风险,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现象。 

       文学的非真实性和文学谎言也是人们认识最隐蔽的现实的宝贵工具。文学揭露的真相不一定是令人高兴的,有时候我们从小说或者诗歌的镜子中看到的自身形象就是魔鬼。这发生在我们阅读萨德幻想的可怕的性虐待情节时,或马索克和法国评论家巴塔耶(Bataille)令人诅咒的书中的黑暗撕裂和残酷牺牲中。有时候,这种场景非常恐怖和惨烈使得这些书不可抗拒。但这些章节中最糟糕的不是鲜血、羞辱和接近于折磨的爱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人们发现这种暴力和野蛮行径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们是隐秘人性的组成部分。 

        这些迫切扭曲的猛兽隐藏在我们身体中最隐秘的地方,从其生存的阴影中寻求展现自我的合适场合,实施可能摧毁理性、社会、甚至生存的无限欲望的控制。首先进入人们思想的这些阴暗之处,并发现其破坏性和自我破坏性的潜力的东西不是科学。是文学做出了这个发现。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就相当于对这些可怕的深渊茫然无知,而我们迫切需要看到这些东西。 

       不文明、野蛮、缺乏敏感性、言语粗俗、无知、依靠本能、情感乏味、爱情原始等,这些就是我描述的没有文学的世界的主要特征,这个噩梦将让整个人类屈服于权力和正统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纯粹的动物世界。原始本能将决定日常的生活行为,生活的特征就是生存斗争。人们害怕未知的东西,满足于物质需求。这里根本没有精神追求的任何地位。而且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摧毁一切的单调还伴随着悲观主义的可怕阴影,因为人们感到人类生活从来如此,未来依然如此,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能够改变它。 

       当人们想象这样的世界时,人们可能忍不住想象热带国家那些用腰布蔽体的原始人,生活在拉美、澳大利亚和非洲的现代社会的边缘地方的小规模的神秘的宗教性部落。但是我的头脑中还有另外一种失败者。我描述的噩梦是社会过分发展而不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后果。因为技术进步和我们对技术的臣服,我们或许想象一个充满了电脑屏幕和说话者的未来社会,那里没有书,或者书(也就是文学作品)已经成为物理学时代的炼丹术:古老的好奇心,神经兮兮的少数人在媒体文明的地下墓地悄悄从事的勾当。我担心,虽然这个电脑世界繁荣和强大,生活水平高,科技成就多,它可能成为严重缺乏文明,完全没有心灵的地方,成为那些放弃自由的后文学时代的无灵魂者的荒原。 

       当然,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乌托邦的可能性不大。在我们故事的结尾,历史的终结还没有被书写出来,一切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未来将成为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和意志。但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想象力的缺乏,确保我们的敏感性永不满足的精神常存,学会雄辩有力地讲话,巩固我们的自由,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更准确地说,我们就必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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